从表2和图2中可以看出，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未出现市场一词，1982年《宪法》和1993年《宪法》中各出现1处市场，1999年《宪法》和2004年《宪法》中各有3个市场。

{14}47国家公权力和人性尊严密切相关，宪政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规范和调控以实现对人性尊严的保护。宪法中的组织规范是明确国家机关设置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适用于社会公权力。

如果承认了作为公法的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方的直接效力，无疑就打破了公私法的界限，私法自治的传统遭到破坏，个人自由受国家侵害的危险性增强。{19}1077为了控制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人类建立了国家宪政制度。当然，鉴于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在性质、规模、职能方面的差异，需要做相应改造或调整。现代国家，从理想形态上讲，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民主的理想化形式应当是直接民主制，即由公民全体共同决定公共事务。社会组织的自治，只有在一定的国家宪政框架下才具有现实性。

由于社会公权力天生所具有限制国家公权力的属性，专制统治者一般会压制甚至消除社会公权力的存在。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道德公害一度出现在给付行政盛行的瑞典，诸如公民责任意识严重衰落，工资收入者滥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照。

例如在鼓励个人自救和工作换给付方面，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3条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这是因为时间一长社会习惯就形成了，人们又以此去界定什么是正常的。对于缴纳费用者来说，缴纳的保险费越高以后获得的待遇不一定越高，权利与义务被人为地割裂。在行政给付领域，政府强制人们统一购买社会保险，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加以选择，即这个由各个部门组成的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需要在分配社会福利资源时采取统一的标准，这就难以照顾到特殊群体的需求。

{12}（P14）例如，如果把对穷人的救济看作是个人的事而不是政府的责任，那么，这种旨在于帮助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为就被看作正确使用自由的一个例子。福利国家已把全民族娇惯得既脆弱又懈怠，尤其是劳动大军不经工会同意就可以随意举行罢工，或者躲在工厂的一个角落里聚众玩纸牌而不做他们领取了丰厚报酬应该做的本职工作……工会权力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文化素养，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1}（P87）总之，行政给付带有一定程度的均贫富的性质，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的问题。[2]行政给付的侵益性还表现在对具体相关人的影响方面。国家辅助性原则行政给付制度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实告诉我们，当一种制度的功能在理论上被无限夸大、在现实中被无限扩张时，那就很可能意味着制度的异化：滥用、冲突、寻租乃至失效。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救助对于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非常重要，而且与社会成员之间的救助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救助是一种法定义务。

{5}(P9-10)对于上述弊端，吉登斯有过较全面的阐述：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国家或政府也无权要求一些人为另一些人作牺牲，而必须小心谨慎地在公民间保持中立。{10}(P225)就行政给付的生存照顾功能而言，新自由主义者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贫困以及生存照顾服务的提供问题，毕竟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提供了大量证明自由市场能使经济繁荣、财富增长的证据，而贫穷或匮乏的现实存在总是可以被解释为是市场受到了人为干扰、尚未充分发挥其潜能的结果。【摘要】在现代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下，缺乏节制的政府福利供给，已经成为诱发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乃至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

在通过市场机制提供部分生活保障方面，各大商业保险公司开办的重大疾病险和意外伤害险在实践中着实帮助很多人走出了困境。被理解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

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仍需要保证公民的自立，公民要在自立的基础上谋求发展，对于自身生存权的继续，个人负有第一位的责任，无责任即无权利。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了获得较大的利益或避免较大的痛苦而承受某种痛苦或牺牲，如节食以求得健康。

公民有能力自求生存，国家就不进行干预。另外，政府属于非营利组织，往往更注重任务的完成及最后结果，而忽略完成任务所需的投入，投入和给付产出相脱节，使得政府组织在客观上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动力，不需要想方设法降低服务成本。{7}（P104）当然，哈耶克并非完全排斥政府的给付职能，他认为社会应存在着一个安全保障的底线。[2]铁的事实是：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14}（P85-86）这一见解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重视，典型的捍卫者如德国著名宪法学者彼得斯，他认为实现公共利益是国家责无旁贷的绝对任务。{1}(P116)4．适度引入市场机制。

{11}(P80)我们可以在诺奇克的经典著作《自由、无政府与乌托邦》中找到太多这样的论述。{21}(P379)国家辅助性原则仍然视政府为一个重要的福利资源，而非完全由上述组织替代，在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上，政府也要发挥作用而不能无所作为，在个人、家庭、社会团体、企业、地方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务上，拥有巨大财力物力的政府就要积极行动起来，为公众福利提供服务，发展给付行政。

实施行政给付要依靠不断增加的工作人员，逐年提高管理费用。3．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三）行政给付的行政性易生成官僚病行政给付依靠社会生产再分配，国家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如公益征收、征税等），它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社会进行调节控制。国家只有在社会不能凭己力维持稳定时才充当一种国家补偿功能。

非营利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我国各类非营利的慈善组织一直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如资助贫困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对弱势群体提供救济的职能一度由非营利的各类慈善组织、社区服务中心主导，只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许多国家把公民的生存照顾义务交给了政府主导，纷纷迈向福利国家，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有所下降。因为企业比政府机关更具有创新性和回应性，更能灵活地处理复杂的情势，更能了解并回应个人的特殊消费需求。根据此原则，私人自主和自治活动应当优先于国家行政。

既防范行政给付不节制的副作用，关注自由权的维护，又不轻视国家积极义务的国家辅助性原则已成为现代给付行政的重要原则。{1}(P119)在一切都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会逐渐养成依赖甚至懒惰的品质，其生存能力会逐渐退化，以至经不住人生道路上的任何风浪打击。

{15}（P189）概其要旨，国家辅助性原则是指，社会保障的责任首先应当由国民个人或者团体自己来承担，只有国民个人或者团体自己不能完全承担或者不能很好地承担时，才由国家予以填补相应的部分，故又称补充性原则。在家庭自助方面，依据我国婚姻法对家庭成员间扶养、抚养、赡养义务的规定，《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11条第5项规定：未通过诉讼或者未通过有关单位向非共同生活的有承担能力的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要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的，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除了在国家陷入战争及灾难的非常时期外，在和平时期，应由社会之力来解决其成员的生存照顾问题，而非依赖国家及行政的力量。在吉登斯看来，行政给付是把富人，特别是能作更大贡献的人的钱拿来交给穷人的做法，前者的凭空损失和后者的凭空得到，客观上容易产生快牛遭鞭打，慢牛吃好草的新的不公正，从而压制了双方积极性，削弱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行政成本是指政府组织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的活动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总和。他们对福利国家最大的指责，就是大力推行行政给付制度会造成人的依赖性，使人们只知道接受给付，而不愿努力工作改变境遇。政府不应该承担满足各种福利需求的责任，而应该由市场的自发性及个人竞争能力的提高来解决。{3}（P187）当我们在人道主义、生存权优先、实质公平等温暖甚或高尚的理由下大谈特谈行政给付的必要性时也必须关注这样的事实：看得见的给付越多，看不见的掠夺也越多。

在瑞典福利制度背景下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阿瑟·林贝克（assarlindbeck）认为：道德公害从长期看会比短期更甚。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强调对归属的需要不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基本需求，重要的是把自由作为第一个考虑因素的出发点，至于个人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属于个人伦理和哲学的范畴。

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则像在德国一样，有将近一半的社会服务是由非营利性团体提供的。但为什么不能为了社会整体或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呢？因为并不存在可为自身利益而作出某种牺牲的社会实体。

当然，福利给付的再市场化并非是指所有经费和成本均由个人来提供，实际上，许多私人补充福利方案都相对得到政府的经费补助。某种程度而言，行政给付是一种奢侈品，要提供给付，必然要求政府掌握、控制、运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给付职能越强化，给付项目越多，给付范围越广，给付越周到、充盈，意味着行政成本越高。